韦瓦第效应:你的人生是不是被贴了标签?别让刻板印象框住,普林斯顿大学必读心理学讲义

   马币RM54 / 台币TWD300

  • 作者:克劳德‧史提尔
  • 出版社:脸谱
  • 出版日期:2017-11-18
  • ISBN:9789862356302
  • update at: 2017-11-10 17:5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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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介绍

    内容简介:
    ★比尔‧盖兹推荐书单
    ★哈佛大学、史丹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学者一致赞誉
    ★“多元智能之父”霍华德‧嘉纳盛赞
    ★长踞Amazon畅销榜,深刻揭露当代社会现象的经典论述
    ★“刻板印象威胁”研究先驱创新力作
    ★《商业周刊》第1565期书摘精选

    ★★各界好评推荐★★
    王浩威 精神科医师、作家
    李怡青 政治大学心理学系暨心理学研究所教授
    周志建 心理博士、资深谘商师、故事疗癒作家
    孙大川 监察院副院长
    张茂桂 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国立师范大学教育系兼任教授
    番红花 作家
    游干桂 临床心理师、作家
    黄惠侦 《日常对话》导演
    黄嘉韵 台湾性别平等教育协会秘书长
    蓝佩嘉 国立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我从〔这本书〕中了解到许多不同形式的歧视,它们影响人们的表现,但很难被察觉。它让我理解为什么甚至一些非常聪明的人,读大学时都没有预期中表现得那么好。它也打破了很多神话,像是指出如果我们在招聘时能消除歧视,少数族群就得以成功发展。歧视有许多层次,这让少数族群难以获得优势。而史提尔提供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些想法。这是一本很好的书。”――比尔‧盖兹

    █ 这世上存在着一种秩序,用“标签”画下我们之间的距离

    一个人的身分意味着什么?
    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我们会感受到自己的身分、自己是谁。

    ●一曲韦瓦第的《四季》就足以让人撕下暴力者标签,被视为高尚人士?
    ●曾弑稚子的母亲能读博士吗,杀手和更生人的标签可有轻重?
    ●超卖机位的航空公司请亚裔乘客“自愿”下机,因为亚裔多半逆来顺受?
    ●数学资优班的女生担心若是成绩比男生差,会印证女生数学比较不好的印象?
    ●女性大法官的判决每每成为女权的指标,司法领域也逃不过被贴标签的命运?

    “你终究要决定自己想当什么样的人,别让任何人替你决定。”
    奥斯卡最佳影片《月光下的蓝色男孩》中,有着黑人、同性恋、单亲、穷困者等多重边缘身分的主角,在自身的命运中挣扎,一位毒贩头子对他这么说道。
    在月光下,黑人男孩是蓝色的。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那人明明不认识我,却自以为能评价我是谁!
    无论在何种情境中,只要某种身分的标签加诸于自己身上,我们都会知道。
    我们会知道“别人可能怎么想”,一旦自己做出某些行为,就可能印证这种标签,而别人可能会根据这些印象来评断、对待我们。
    每个人都可能有偏见,这种标签化的效应如何影响我们对待别人和看待自己的方式?

    █ 刻板印象的幽灵无所不在,只是威胁的形式不同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布兰特‧史泰普斯走在芝加哥街头时,以口哨吹出韦瓦第的《四季》,用悦耳的古典乐音来消除路人对他所属的非裔男性有暴力倾向的刻板印象。路人不认识他,但由此知道他不是可怕的人,恐惧从他们的行为举止中消退。

    在本书中,知名社会心理学家克劳德‧史提尔针对他在刻板印象和身分认同的创新发现,提出深入精辟的观点。史提尔透过戏剧化的个人经历分享大量实验和研究,一次又一次的结果证明了让刻板印象对受试者发挥作用,就会使他们在受到该刻板印象影响的领域中表现变差,例如只要提醒一群主修数学并即将进行数学测试的女性,一般人都认为女性的数学能力天生就比男性差。史提尔的结论为诸多社会现象提出了新的见解,从标准化测试成绩中的种族和性别差距,到相信黑人的运动本领较卓越的想法等等。

    史提尔也解释了在每个人生活中因身分问题而产生的两难窘境,包括选修非裔美国人政治学课的白人学生成绩每下愈况,以及主修工程学的女学生为了是否参加以男性为主的专业会议而犹豫不决。

    身分不会决定你是谁,但标签随时可能贴在每个人身上。我们的一生都与自己的身分同在,它成为我们的标志,成为我们的负担,有时驱使我们成功,有时使人努力过度,有时则扼杀了自我本质。世界上没有哪个群体完全不会被贴标签,身分烙印如影随形,让人急于自我证明。

    本书深入剖析身分认同感的形成因素和过程,具体呈现一直以来区区的标签作用在每个人身上的力量有多么强大,最后铺陈出一项完善计划,让我们拒绝等号人生,重塑自己的身分。

    █ 对本书的赞誉

    “硕士班开学前的暑假,我读了一篇刻板印象威胁女性数学表现的文章,研究解释了我年轻时期对于数学畏缩的无名恐惧,而那改变了我面对数学的姿态,也改变了我面对人生大多数无名恐惧的姿态――如同吴尔芙在电影《时时刻刻》中面对生命写道:‘正视人生,一定要正视人生。了解人生的本质,就能真正地热爱生命,然后舍得放下。’这本书记载着无数研究,化解了因性别、性倾向、种族、社经地位、精神状态等所带来的无名恐惧,让勇气油然而生。”
    ――李怡青,政治大学心理学系暨心理学研究所教授

    “作者以科学方式分析对特定族群、性别、年龄等既有刻板印象的形成,这些烙印未必是基于最初的偏见与歧视,可能是承袭了先社会结构的环境压力。面对此种刻板印象的威胁,如不想被制约,而要加以突破,但这些去除性别刻板印象的行动,是否无形中又塑造了另一个刻板印象,就须由读者从本书中找寻答案。”
    ――黄嘉韵,台湾性别平等教育协会秘书长

    “想了解刻板印象的暴虐,并脱离它具毁损性的浅薄视野,本书具有迫切的重要性。”
    ――霍米‧巴巴(Homi Bhabha),哈佛大学安‧罗森博格英美文学与语言讲座教授(Anne F. Rothenberg Professor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这是一篇一流的知性史诗,一部道地的精心力作。书中,史提尔以深入浅出的方式探讨他针对刻板印象威胁所做的创新研究的发展过程。他精辟解释了这个问题无所不在的现象,并提出克服问题的实用建议,偶尔还会插入几句隽语箴言。”
    ――威廉‧鲍温(William G. Bowen),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安德鲁梅隆基金会(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前总裁

    “这部发人深省的著作证明了孩子们默默吸收到的关于自己的讯息,往往会形塑他们的行为模式。史提尔让我们知道一旦了解‘刻板印象威胁’会如何伤害我们,就能学会如何分散它的力量。”
    ――玛丽安‧莱特‧埃德曼(Marian Wright Edelman),美国儿童保护基金会(Children’s Defense Fund)创办人暨主席

    “这本书是二十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最重要的社会科学著作之一……史提尔教授描述了一系列富创造力的实验――其中一些涉及普林斯顿的学生――那些实验让他得以发展并证明他关于在压力之下负面的刻板印象会如何影响我们的假说。我们所有人,不管背景为何,都能在史提尔教授的一些例子中找到自己。”
    ――克里斯多夫‧艾斯格鲁伯(Christopher Eisgruber),普林斯顿大学校长

    “在探讨美国人的成就差距和种族关系的议题上,史提尔针对刻板印象威胁的研究,是继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克拉克夫妇(Kenneth and Mamie Clark)之后最重要的社会心理学研究。”
    ――理查‧汤普森‧福特(Richard Thompson Ford),史丹佛法学院教授、《种族牌》(The Race Card)作者

    “一部非凡的叙事,始于个人经验,激发关于刻板印象威胁的开创性研究、激励具影响力机构的领导阶层,且最重要的是,触发在社会中带来真正差异的干预措施。”
    ――霍华德‧嘉纳(Howard Gardner),哈佛大学教育研究所教授、《发现7种IQ》(Frames of Mind)作者

    “本书披露了身分认同的威胁以无数方式强力箝制着我们个人与群体的心灵,全书内容令人吃惊、着迷,且富挑战性。史提尔的叙事风格尖锐,节奏振奋人心,彷彿一边吹着口哨似的!”
    ――拉妮‧吉尼尔(Lani Guinier),哈佛大学班奈特‧波斯基法学教授(Bennett Boskey Professor of Law)

    “这部完美的作品阐述了刻板印象如何能渗透个人,进而深深影响个人发展的可能性。史提尔率先进行了一项设想周密的研究,依据这项研究让读者认知到减少不公和前提的途径近在咫尺,并且示范了无比恼人的社会议题如何透过有系统的社会研究来阐明。”
    ――伊拉‧卡茨尼尔森(Ira Katznelson),哥伦比亚大学拉格斯政治学与历史教授(Ruggles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History)

    “克劳德‧史提尔是少数对于更大范围的文化影响巨大的杰出社会心理学家之一。他提出‘身分随因状况’的观念强而有力又深刻,有助于我们将种族视为我们宝贵却岌岌可危的民主实验的一根重要支柱。切勿错过这部适时出现的著作!”
    ――寇纳‧威斯特(Cornel West),哈佛大学教授

    作者简介:
    克劳德‧史提尔Claude M. Steele
    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曾任密西根大学教授、史丹佛大学教授、哥伦比亚大学教务长、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常务副校长和教务长。
    美国教育学会、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哲学会、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成员。
    专研社会心理学、刻板印象威胁、自我肯定和成瘾行为。

    译者简介:
    颜湘如

    自由译者,近期译作:《人生复本》、《我心中的陌生人》、《转学生》等。

    内文试阅:
    ◎身分随因状况:这世上存在着一种秩序

    我还记得最早意识到自己是黑人是在什么时候。当时我七、八岁,是学年的最后一天,接下来有一整个暑假等着我们。放学后,我和同社区的小孩走路回家,途中才听说除了每星期三下午之外,我们“黑人”小孩不能到附近公园的游泳池游泳。于是那年夏天每到周三,我们就穿上泳衣,包紧浴巾,像篷车队一样从社区鱼贯走到邻接白人社区的那个神圣泳池。那是每周例行的一趟怪异的朝圣之旅,标示出了某个时间与地点的种族秩序――一九五○年代和一九六○年代初的芝加哥都会区。对我而言,那正是心理学家威廉.克罗斯(William Cross)所谓的“遭遇”(encounter)──遭遇到这世上存在着一种种族秩序的事实。这项秩序似乎对我的人生做出沉重的暗示:难道我这一生就只能在星期三下午游泳?为什么?不仅如此,这还只是一连串事件的征兆而已。紧接着我便发现我们黑人小孩只能在星期四晚上进溜冰场溜冰;其实在这些遭遇之前,住在我们社区的黑人小孩在我眼里只是小孩而已。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在一星期的中间两天当普通人?这些隔离措施实在让人难以忽视,而且误解的代价很大,譬如我十三岁那年,为了应征杆弟,早上六点就到地区高尔夫球场等了一整天,结果被告知他们不雇用黑人,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是黑人。当时还不知道身为黑人意味着什么,但也稍微察觉这是件大事。
    经过数十年的思考理解,我想我现在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当时我所认知到的无异于一种生活的条件限制,而最重要的是,这种条件限制与我的种族有关,与我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身为黑人有关。条件限制再简单不过:如果我每周三下午跟着那个篷车队去泳池,那么我就能进入;如果我在其他时间去泳池,那么我就进不去。对七、八岁的我来说,这是个很差劲的生活条件限制,不过条件限制本身还不是最糟的。举例来说,如果是因为没有拿垃圾出去丢,而被父母做这样的处罚,我还不会这么懊恼。让我生气的是,只因为是黑人就被迫接受这样的条件限制,我根本无计可施,而且如果光只因为黑人这个身分就足以限制我游泳,那么这个原因还会造成其他哪些事情发生呢?
    多年后的一次访谈中,有位大学生(他会在本书稍后登场)向我叙述了一个类似的经验。他修过一门“非裔美国人政治学”的课,班上同学绝大多数是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只有两名白人,而他是其中之一。他也描述了一种生活的条件限制:如果他在言论上显得不够重视非裔美国人的经验,或是在思考非裔美国人的经验时显得困惑,那么很可能被视为对种族无感,或者……甚至更糟;如果上课时他什么都不说,那么就能大大避免同学的怀疑。他的条件限制就跟我的泳池条件限制一样,让他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感受到自己的种族身分,感受到自己是白人,这是他以前从未多想的一件事。
    一些令人苦恼的问题就从类似的经验中衍生出来。还会不会有其他的条件限制?会有多少?涵盖在哪些生活范围中?会不会关系到重要事情?能够避免吗?需要时时小心留意吗?
    当我遭遇到我的泳池限制,心里十分困惑。这限制从何而来?像这种与身分有关的生活条件限制,至今仍令我困惑,不过关于起源,我已经有一个可以说得通的想法。这些条件限制起源于一个社会在特定时期,根据某种身分,譬如种族,所建构起来的方式。这种组织结构反映出来的不只是一个地方的历史,还有个人与群体为了争取机会和好的生活,而持续不断竞争的现象。一九五○年代末至一九六○年代初,芝加哥都会区根据种族所进行的建构方式,诸如严格的居处隔离、实际存在的学校隔离、就业差别待遇等等,意味着那个时期、那个地点的黑人有许多与身分有关的生活条件限制,而让当时七、八岁的我忧心忡忡的周三下午游泳限制,恐怕是其中最无关紧要的了。


    ◎刻板印象威胁:改变自己面对的情境

    我们来看看布兰特.史泰普斯(Brent Staples)的经历。他现在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可是当时只是芝加哥大学心理系的研究生。事发当日,这位年轻的非裔美国男性一身简便的学生打扮,走在芝加哥海德公园社区街上。他自己这么说道:

    我成了恐惧的语言专家。情侣看到我,不是紧紧挽着手就是连忙牵起对方的手。有人会横越到对街去。原本在交谈的人会忽然住口,直视前方,就好像避开我的眼神能救自己一命……
    我一直好傻,老是走在街上对那些怕我怕得要命的人笑着问好。光是我的存在就已经伤害了他们,我怎会懵然不知……
    我试着想表达自己没有伤人意图,却不知道该怎么做……于是我开始避开人群。我改走一些偏僻无人的巷道,以免让人觉得我在跟踪他们……出于紧张,我开始吹起口哨,而且发现自己吹得很不错。我的口哨声纯净悦耳,音调准确。夜里走在街上,我会吹一些流行曲调,从披头四到韦瓦第的《四季》都有。路人听见我的口哨声后,紧绷的身体慢慢放松,甚至有几个人在黑暗中与我擦肩而过时,还会对我微笑。(页二○二~三)

    史泰普斯面对的是一个幽灵,是一种弥漫在海德公园社区街道上有关他所属种族的不良刻板印象,而这个刻板印象就是:这一区的年轻非裔美国男性有暴力倾向。其他群体的成员在其他情境中所面对的刻板印象或许不同,比方说可能是数学能力不佳,而不是有暴力倾向,可是他们的困境相同。当处在有可能被冠上刻板印象的情境中,他们都明白一旦走错一步,自己就会被概括在那个刻板印象中,别人也会以这个印象来看待他。这就是刻板印象威胁,就是在这些情境中,因为他们的身分所产生的随因状况。
    除非想出方法加以扭转,就像史泰普斯那样。史泰普斯以口哨吹出韦瓦第的名曲,而且依他自己所说,他吹得非常好。这样做对他有何帮助?会改变他对路人的态度吗?会让他变得更善解人意吗?应该不会。这么做真正改变的是他面对的情境。而这种情境的改变精准地说明了刻板印象威胁的本质。他单凭一个举动,就让自己本身不完全符合“有暴力倾向的非裔美国男性”这个刻板印象。他展现出对白人文化的了解,甚至还是“高端白人文化”。路人也许听不出他吹的是韦瓦第的音乐,却能听出那是古典乐,因此会对他另眼相看,认为他是受过教育、有修养的人,而不是有暴力倾向的非裔美国青年。这种青年通常不会用口哨吹着古典乐走在路上。于是民众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抛下了刻板印象,不再透过暴力倾向的有色镜片看他。他看起来不再那么具威胁性。路人不认识他,但是知道他不是可怕的人,恐惧从他们的行为举止中消退。史泰普斯自己也变得轻松。那弥漫在空气中威胁着他的刻板印象就这样被挡开了。路人与他本身的行为变化显示出,一直以来区区的刻板印象作用在每个人身上的力量有多么强大,而这种刻板印象就如一朵聚积着整个民族历史的浮云飘在空中。
    本书谈论的便是生活在这朵云底下的经验,我们每个人都有的经验,还会谈论到这样的云朵在塑造我们的生活与社会方面扮演着什么角色。


    ◎极小群体效应:为什么我们这么轻易就产生差别心态?

    一九六九年夏天,初到英格兰布里斯托大学任职系主任不久的世界知名社会心理学家亨利.泰弗尔(Henri Tajfel),在麦克.毕利格(Michael Billig)、班迪(M. G. Bundy)和克劳德.佛拉蒙(Claude Flament)的协助下,将六十四名十四、五岁的男孩分成八人一组,带进他在布里斯托的新实验室。他们告诉男孩要做一个测试视觉判断力的实验,并在他们面前的萤幕上投射由四十个圆点组成的各种影像,再让他们判断圆点数目。然后表面上根据这些判断,告诉每个男孩他是“高估者”或“低估者”,但事实上这些标签是随机分配的。
    接下来,研究者将男孩带到个别的小房间,要他们将可以兑换小额现金的点数分配给另外两个男孩,但是分配方式必须按照他们拿到的一张选项表进行。在每个选项中,一定有一个男孩比另一人分配到更多点数。负责分配的男孩会不会偏心同一群体(“高估者”或“低估者”群体)的男孩呢?──尽管这个“群体”基本上毫无意义。
    令人惊愕的是答案是肯定的。当男孩要分配点数给两个同属自己群体的男孩,他们会依选项表尽可能公平地分配。可是当他们要分配的对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估计”群体,另一个属于不同“估计”群体,便一律会偏心自己群体的成员。即使是如此渺小的身分,他们也会有所偏袒。
    第二个实验的受试者同样是年龄相仿的男孩,这次依照他们对克利(Klee)与康丁斯基(Kandinsky)划作的喜好程度分组,这两人是二十世纪初划风和技巧非常相似的欧洲画家。然后,男孩仍须再次进行分配工作,只不过这次让他们选择的是一个整体的分配策略:策略一是在不同群体的男孩之间平均分配;策略二是让两个群体的男孩的共同利益极大化;策略三是让同群体男孩的利益大于另一个群体的男孩,但是这么做会让“他们自己人”的积点比公平策略的积点来得少。
    结果又是一样,男孩有所偏袒。当要他们选择将两个群体的利益极大化或是让自己群体的利益大于另一个群体时,他们选择了让同群体的男孩占优势,哪怕这个策略让男孩拿到的钱不如公平分配策略。这群来自牛津的小男孩有了竞争心理。虽然他们偏心的群体基本上是随机产生的,他们仍然为了群体优势而牺牲利益。
    为了避免你以为只有年轻的牛津人会这么做,我必须强调一点,在这个结果首次发表后的三十五年间,这些实验以数百组不同样本的民众、在世界各地数十个国家,重复做了不下千次。没有一个结果显示有哪一类人或民族,对这种如今被称为“极小群体效应”的现象免疫。
    为什么我们这么轻易就会产生差别心态?泰弗尔和学生约翰.透纳(John Turner)提出一个简单的答案:自尊。我们重视自己的群体是为了重视自己,哪怕这个群体“极小”,只是短暂存在,例如低估圆点数的群体。如果是比较重要的群体,像是就读的高中,这个过程就更显而易见了。我们重视自己的高中,就等于是重视自己的一部分。这个心态当然适用于所有的群体与同盟关系,诸如社区、城市、同龄层、收入阶级等等。由于喜欢自己的群体就等于喜欢自己的一部分,自然可能偏袒自己群体的成员,也就是自尊的需求驱动了内团体偏私(ingroup favoritism)的心态。这种情形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但似乎的确会发生。
    泰弗尔和同事的实验强调了几个深刻重点,那是肉眼不容易发现的:对自尊的需求强烈到让我们连最微不足道的群体身分都要在乎;我们可能对一无所知的人产生偏见,只因为他们不是我们所属群体的一员,就算这个群体再微不足道也一样;这一切几乎全世界每个人都不能免俗。(不过有证据显示,来自集体社会的人比较没有这种现象。)
    要触发人类的偏见何其容易!无论加害者或受害者都不需要有何特殊之处,普通的人类机能运作――维持自尊――就已经足够。这是关于人类心理的启示。
    泰弗尔在证明群体偏见只需极小的条件状况的同时,也证明了群体身分认同一样只需极小的条件状况。要感受到某个既定身分,要让这个身分支配我们并影响我们的机能运作,相关的随因状况不一定要戏剧化,甚至不一定要有因果关系。只需“极小的”威胁就可以做到。只要被归类为“高估者”就够了,这当然是极小的威胁,却足以启动一个身分,让它至少暂时“扩及整个身分认同”。说到身分威胁,我们人类还真是敏感。


    ◎群聚效应:女性大法官体现的职场刻板印象

    二○○三年六月二十三日,美国最高法院宣布了两个具指标意义的积极平权案例的裁决。在这两起案例中,密西根大学要求对于申请该校大学部和法学院的两位学生,保留考量其种族身分的权利,前者为“格拉茨诉布林格案”(Gratz v. Bollinger),后者为“格鲁特诉布林格案”(Grutter v. Bollinger)。不过早在六月二十三日前几周,我已经确信自己知道判决结果。五月十三日,我在公共广播电台的《深思熟虑》节目(All Things Considered)中,听到珊卓拉.戴.欧康纳法官(Justice Sandra Day O’Connor)接受妮娜.托腾柏格(Nina Totenberg)的访问。当时,一般认为最高法院另外八名法官在这两项裁决上的正反意见恰巧各半,使得欧康纳成为关键的一票。
    采访中始终未提及积极平权法案,而是将重点放在欧康纳新近出版的回忆录《我在最高法院的日子》(The Majesty of the Law),全书从她在亚利桑那Lazy B农场(Lazy B Ranch)的年轻岁月开始,一路讲述到她进入最高法院。当托腾柏格问欧康纳初进最高法院成为唯一女性大法官有何感想,欧康纳说那种感觉“令人窒息”。“只要珊卓拉每到一处,媒体记者一定尾随而至。”她还说每次裁决后,“都会再附加报导一下:欧康纳法官在该案中做了什么?”她的任命始终令人存疑:她够好吗?她有女权主义的倾向吗?她的女权主义色彩是否不够鲜明?各个阵营都拿着放大镜在检视她。
    接着托腾柏格问欧康纳:“金斯伯格法官(Justice Ruth Bader Ginsburg,第二位受任命为最高法院法官的女性)来了以后,情况有没有好转?”欧康纳回答:“那真是天壤之别。金斯伯格法官一来,我的压力就解除了……我们只不过是九名大法官当中的两名……那真是令人欣喜的转变。”我一边开车一边听这段访问,觉得我应该知道这两个积极平权案的裁决结果了。会这么觉得是因为这段话显示欧康纳了解“群聚效应”(critical mass)的概念,这个概念正是密西根案辩护的基础。
    所谓“群聚效应”指的是在一个环境如学校或职场中的少数族群人数够多,使得该族群中的个人不再因为自己是少数而感到不自在,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就是他们不再感觉到身分威胁的干扰。当欧康纳法官身为最高法院的唯一女法官,她缺乏群聚效应,因此感受到压力,要承受外界特别的关注,并被迫成为法界的女版杰基.罗宾森。金斯伯格来了之后,她有了群聚效应,压力和负担随之减轻。这不只是心理上的改变,她实际的随因状况也变了。法院每次做出裁决后,记者专访她的次数减少了,而且比较少问她对于法院裁决的“女性观点”,更不再跟着她上餐厅。如今她的工作环境多了一个同样具有女性经验和观点的人,她可以不再那么担心别人以刻板印象看待她。
    欧康纳退休后,最高法院只剩金斯伯格一名女性,使得她失去群聚效应,她的随因状况也开始类似欧康纳早期面对的情况。最近金斯伯格针对欧康纳的离开如此说道:“在她离开以前,我没有想到我会这么想念她。我们在许多重要问题上的意见不同,但是我们同为女性,有同样的成长经验,也有男同事所缺乏的某些细腻特质。”她还说她不希望最高法院让人觉得女性大法官只是“一次一个的稀有珍品,而不是正常现象”。欧康纳退休后,金斯伯格的随因状况随之恶化。她也从“正常现象”变成非“正常现象”。
    “群聚效应”并不是精确的用词,很难订出一个精确数值。举例来说,高等法院只是多了一名女法官,欧康纳便感受到群聚效应的好处,但是几乎没有大学院校会将两名少数族裔学生视为产生群聚效应的临界量。那个决定的关键是什么呢?有一个可能性是,某个环境中的少数族群人数必须足以改善个人的随因状况。一般大学校园中只有两名黑人学生,实在无法影响整个学校社群,例如主流风格、谁具有地位、谁能当学生领袖、被冠以刻板印象的可能性等等。举例来说,在学生人数超过三万六千人的密西根大学,就算有一百或五百名黑人学生,是否便足以产生群聚效应?然而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当中,只是多一名女性就大大改变了欧康纳的随因状况。
    哈佛大学知名组织心理学家理查.海克曼(Richard Hackman)和同事尤妲.阿曼丁格(Jutta Allmendinger),借由世界各地交响乐团的女性成员来检视这个问题,结果十分有趣。在女性比例小至百分之一到十的乐团,女性乐师的感觉和欧康纳在金斯伯格尚未进入最高法院时的感觉非常相似。她们觉得有必要证明自己,有必要效法男性优秀乐师的典范,压力极大。即使女性比例达到百分之二十左右足以产生一定程度群聚效应的乐团,还是有问题,只不过问题不同于那些只将女性乐师做为点缀的乐团罢了──例如会有较大的性别冲突。直到乐团女性乐师的比例达百分之四十,男女双方才都开始有比较满意的感觉。
    因此很难精确订出群聚效应的临界量。不过,二○○三年那天在车上听广播时,我知道欧康纳了解尽管群聚效应并不精确,却是真实而重要的概念。她自己就体验过该效应存在与不存在的两种情形。
    欧康纳法官或许希望世界能更简单一些,希望所有人都纯粹只是个人,而学校和职场对每个人都一样,不会因为他(或她)的身分有所差别。她或许希望身为最高法院唯一女法官,就跟身为最高法院的男法官一样。她在诠释法律时,或许更想单纯以个人的角度来考量,不必理会群体身分的随因状况。她毕竟是在后开拓期的西部成长,那个地区向来以个人主义闻名,但她的亲身经历让她有所体认。因此最后在密西根案的裁决上,她以此体认做出决定。由于欧康纳这关键性的一票,密西根大学输了大学部的官司(校方采取的措施被认为太接近严格的种族配额制),但赢了法学院一案,使得校方在录取学生时能将种族因素纳入考量,这也代表法院认为少数族裔学生能否在大学环境中正常运作和学习,群聚效应具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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